冠以“肠道菌群协调”之名的菌液灌肠，根本上也还是医疗手段的老一套，并未脱离方然此前总结的“用尽一切手段，让病患苟延残喘，企图抵达统计意义上的一百二十岁寿限”之范畴。

夺回被细菌肆虐而折损的寿命，这固然是好事，却没办法提高人的理论寿限。

进而，也就无助于“永不下车”的目标。

思考一旦抵达这样的深度，方然的感想，就迥异于盖亚的芸芸众生。

灌肠能否续命，如果能，至多又可以续到怎样的程度，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事，他暂时都抛到一边，转而认真思考自己肠道里的亿万细菌，或者，推广到身体内动辄以公斤计的寄生微生物，对永生来说会意味着什么。

炸弹，不知何时就会爆的炸弹，一点也不夸张。

充满不确定性的威胁，来自于微生物繁衍过程中的dna复制错误，或者，对某些连dna都没有的病毒，就是rna复制错误，谁也没办法未卜先知，准确预见一大群各色各样的微生物中，会在何时突然变出高致命性的危险品种，最稳妥的办法还是斩尽杀绝，然而这分明又不现实。

不仅眼前不现实，即便未来，即便成为了“那个人”也是徒劳。

坐在研究生寝室的椅子上，一边不紧不慢敲击键盘，一边浏览公共卫生部门的内部数据库，方然在揣摩他的意外现。

过去若干天，从全局角度分析联邦公民的健康信息，他现了什么呢，表面上看，作为达国家的联邦已基本消灭了高危传染病，每年死亡的公民中，明确由细菌、病毒感染而死的比例还不到百分之六，似乎面对死神的镰刀，细菌、病毒只是很次要的威胁。

但如果撇开表象，考虑到“人的理论寿限是一百二十岁”的直白事实，按根本原因、而非直接诱因来统计死亡数据，结论就变得不太一样。

回到分析的基础，一个人，由活着到死亡，原因究竟有哪些呢

笼统的讲，显然可以分类为“外因”和“内因”，前者譬如枪击，后者譬如心梗，两者之间泾渭分明，但实际上，现在医学研究却明确指出，大量表面上可以归类为“内因”，也就是人体自身缺陷与运行异常所致的死亡，本质上或多或少都包含外界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大气污染、电离辐射等因素，也包含传统的致死因素——传染病。

但即便脱离上述威胁，大量的死亡病例，仍然有相当明确的“外致内因”；

换句话说，在这一类死亡案例中，倘若能排除外界因素的影响，就几乎可以避免丧命。

具体到微生物导致的案例，医学界也很常见，hv感染导致绝大多数宫颈坎瑟，未知感染刺激引阿尔兹海默症，凡此种种，案例不一而足，都足以证明人体对外来微生物的排斥程度如何强烈。

岂但说“共生”，事实上但凡有能力，免疫系统对微生物的态度从来都是“必欲除之而后快”。

从原始生命到人类的漫长演化过程中，这样的斗争，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进行，斗争与妥协的痕迹，残留在躯体各处，绝大多数侵入人体的微生物都被满门抄斩、扫地出门，但也有极少数幸运儿，或者说强者至今留存。

譬如线粒体，原始细菌侵入的证据，这一例证是众所周知的。

人体对微生物的免疫反应，是双刃剑，一方面大量屠杀细菌、病毒，清除异己，另一方面也会对身体组织造成严重损伤；事实上，大多数感染疾病的致命机理，人体都不是被细菌、病毒、支原体所戕害，而是被免疫系统大开杀戒的感染表征所杀伤，是被免疫大战的漫天炮火炸死的。

面对严重病例，免疫抑制剂在某些时候反而有奇效，原因就在于此。

考虑到微生物感染的因素，尤其是隐性感染，重新考量联邦民众的死亡率数据，这种工作，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