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小到大，学了许多知识，但也被这些知识束缚住。学得进，走出来，指的就是从学习的知识中走出来，不再受这些约束。

走出来，不是把原来学习的体系打破。体系还是那个体系，知识还是那些知识，只是你从里面出来之外是站在外面看。有哪些长处，有哪些缺点，历历在目。走出来，改变的是学习的人看待这个世界的不同，而不是改变知识和体系。

不能走出来，总是有许多束缚。拿大事来讲，改革开放的时候，有姓社姓资的争论，从理论到实践发生了不计其数的争吵。这就是没有走出来。走出来了，也就没有了这些争论，什么制度和方式对国家和人民有利，那就学习什么。

对于现在的王宵猎来说，前世知识的枷锁已经打破了，不再束缚自己。不管做什么，不再去考虑这样做符合不符合前世学的人类发展规律，不再去考虑是这个主义，还是那个主义，是什么方向。真正指导王宵猎的，是前世的中国，第一次提出了人民当家做主，提出了政府是为人民服务。几乎所有党政机关的墙上，都挂了这五个字的题词。

如果说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的伟大革命，这个革命，应该是以前旧社会虚无缥缈的天命，革命成了以人民为国家的主人。在这个前提下，所有的人类文明成果都可以用，都可以学。不必去考虑我信仰什么，我坚持什么。不必去考虑，人类以前是什么样子的，人类的未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必去考虑人民当家做主，在前世有哪些经验，又有哪些教训。不必考虑有哪些做得好，有哪些做得不好。

以这个为基础，就可以与《尚书泰誓》中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联结起来，与孟子的思想联结起来。宋朝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潮就是孟子升格，在儒家中的地位上升，恰好相符。

前世学到的知识和思想，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特点。不是说意识形态不该坚持，在前世存在自有其存在的理由。而是穿越千年，没有必要在这个世界坚持。前世文明的特点，是从西欧发源，带有强烈的西欧文明的印记。没有这个前提，许多知识也就没有了用处。

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伴随着王权的衰落，更重要的是伴随着分封贵族的衰落，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迥然不同。并不是世界所有地方，都是西欧的制度，发生同样的变化。中国的革命，与其说是皇权落地，不如说是天命的改变。从这个角度上，就挣脱了由欧洲生源的各种思潮和主义。

人类社会是客观的，但人对人类社会的总结是主观的。由这些总结而产生的各种思想、主义，同样是在客观基础上产生的主观。不能够用这些主观思想，来要求客观存在的人类社会。前世学到的对人类社会的分析，在这个时代其实大多没有用处。因为产生这些知识、思想的客观现实还没有出现。

当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刻，许多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想尽各种办法拯救。如果从那个时间跳出来看，与其说是西方的主义传入中国救了中国，不如说是那些仁人志士选择了这个主义而救了中国。最重要的不是什么主义，而是那些仁人志士。不是说主义不重要，没有主义，这些仁人志士很可能完不成那样的伟业。而是说，人比思想重要。

人类文明发展几千年，很多时候其实像个孩子。我们知道要实事求是，知道要从实际出发，但当学习研究知识的时候，往往做不到。

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刻，有人选择学习洋人的知识，有人选择批判中国的缺点，当然也有人选择抱残守缺。不管是学习洋人的知识，还是批判中国文化，还是抱残守缺，都是特殊时代的做法。

我们总是要批判不好的，学习好的，这是正常的。但特殊时代的特殊做法，与这种正常的批判和学习不同，不能混为一谈。但总是有人分不清楚，从里面走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