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说法。欧美国家的制度好，随便选个人上去，甚至一条狗去做官，国家也能够治理得井井有条。历史已经说明，这种说法就是扯淡。不能够选出优秀的人才治理国家，当官禀政，整个国家都会沉沦。优秀的制度，首先体现在官员的选拔上，其次是官员的监督。选拔和监督做不好，国家的政治就不可能不出问题。政治出问题，国家怎么可能井井有条？

与此相通的，还有一种说法。国家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治越多，人治越少，国家越进步。政治是人的政治，既需要法治，也需要人治。要法治排斥人治，无非是把一部分的国家权力，从官员手里转移到另一部分的人手里。实际上一个国家既需要法治，也需要人治，两者不可偏废。

正常的国家政治，首先应该用各种手段，包括高薪，优厚的待遇，吸引优秀人才做官。其次要有强大而严密的监察，对官员进行监督。两者缺一不可。正常的政治，既要有法治，对官员进行约束。也要有人治，官员做出正确的判断，不被制度束缚。同样缺一不可。

王宵猎道：“有了优秀的官吏，还要正确做事。优秀的人才按照正确的方法，才能把事情办好。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坦白讲，明确列出一二三，只许这样做，不许那样做，肯定不是正确的方法。对于做事来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应该以理论为实践中的指导，列出计划，指导去做。在实际做事的过程中，理论必然不是完全正确，计划不是完全能执行。此时以实践中的经验为根本，对计划修改，对理论进行修正。如此不断反复，一件事情才能真正完成。等到完成了，修正之后的理论可能与列计划时的理论有天地之别，完全不同。没有关系，不同就不同，理论本来就是用来修正的。”

说到这里，王宵猎暗暗叹了口气。自己这种说法，在有些人眼里，就成了修正主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这种理论那种理论，在某段时间曾热闹无比。这是人类文明在探索自己的路，并不稀奇。这些理论是对历史的总结，对未来的展望。每个理论中或多或少都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足的地方。对于不同的文明，或许这个理论里对这个文明正确的地方更多，而那个理论对另一个文明正确的地方多一些。

作为文明，必须明白一点。从其他文明借鉴来的理论，必须与自己的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批判地吸收其有益的成分，扬弃其不适合的部分。

人类的发展是一场实践，而不是理论的再现。理论的作用，是实践中，选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并对实践进行一定的指导。不同的文明，不同的人群，甚至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实践的过程都是不一样的。经过实践修正后的理论，也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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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世，王宵猎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个时候，思想上像是小学毕业出村的孩子。觉得自己有了知识，能够进更高级的学校学习，这个世界还能有什么东西难住自己？到了现在，王宵猎只想说，那时我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

当鸦片战争列强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在茫然的同时，也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学习。不但学习他们的自然科学，也学习社会科学。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一百多年的时间过去，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取得很大成果的同时，却总是缺少尖端成果。哪怕是有华人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也是作为外国人的时候取得的。

为什么？说法有很多，王宵猎觉得都不对。但让自己说，又觉得说不上来。

现在却明白，说不上来是对的。能够说清楚的，都是不对的。

中国为什么落后于西方？这个问题，不只是民族自尊心，其实对文明，不只是中国文明，而是对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