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受上帝的制约。一直到现在，没有西方思想家能够冲破这种制约，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不管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如果一定要强行对比中国文明史，西方康德、黑格尔、孟德斯鸠、卢梭、笛卡尔等人可以类比唐宋诸儒，萨特可以类比王阳明。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大约如此。他们具体的思想或许不同，但其实有脉络可寻。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五千年文明难道都活到狗身上去了？时间是文明认识的必要条件，想跳过没有那么简单。纵然有一两个超凡脱俗的人物出现，也覆盖不到普罗大众。因为你说什么，他们要么不懂，要么不想懂。

宋朝灭亡以后，中国在文明思想上实际是退步的。朱元璋虽然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功，但在思想上，实际上更加继承元朝的统治者。到了清朝，就更加退步到成为世界的玩物了。

王宵猎曾经看过一部电视剧《雍正王朝》，记得雍正对谁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我是天下最厉害的读书人。这句话说得够狂妄，所以一直记得。雍正当然是是天下最厉害的读书人，说出来这句话，要么是雍正无知，要么是写电视剧定这句台词的人无知。读书人没那么廉价，雍正纵然是天下的书读遍，也没有资格说这句话。无非是一部分读书人出来做官，被雍正管，一部分不出来做官，不被雍正管。就是出来做官被雍正管的人，心里想的也未必就是做的。

中华文明到了清朝，实际已经到了谷底。如果清朝不被推翻怎么样？无非是一步一步后退，退到那些你现在鄙视的民族的样子罢了。

明朝时候中国出了王阳明，提出了心学。不过心学在中国并没有大行于世，反倒在是在岛国日本获得关注。因为日本人关注、推崇，所以某个中国领袖也就推崇。梁启超甚至提出，中国只有两个半圣人，就是孔子、王阳明和曾国藩。王阳明做圣人已是可笑，说曾国藩是半个圣人就是搞笑了。

梁启超的时代，中国成了列强的玩物，事事皆差，读书人失去理智，说一些不靠谱的话情有可原。其实何止是梁启超，有人提出要用拉丁文代替汉字，有人提出中国事事皆差，应该全部废掉学西方。就连鲁迅，也是以批判中国的国民性为业的。其实中国的国民性有什么问题？是统冶者太差罢了。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批判者。他们说的话有的对，有的错，但是都是唤起民族觉醒的良药。正是有了他们，才能够唤醒更多的革命者。我们也不应当夸大这些批判者的作用，他们中的很多人，就仅是批判者罢了。

当时间过去近二百年，经过批判者、革命者、建设者的辛苦努力，我们终于有机会，也有条件重新审视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不同。在这种时候，不能够正确认识这一点，就显得有些不合格了。

说中国历史上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是不对的，中国未必会有资本主义。说宋朝是中国的极盛之世，应该没有太大的错误。这种极盛，是文明上的，而不是简单的经济或军事。

说西方的哲学大家在文明的征程上，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唐宋时期，很多人是不服气的。在他们眼里，康德、黑格尔和萨特，他们的思想多么伟大，提出的观点多么鲜明。甚至有的人开口康德，闭口黑格尔，装出来一副很高深的样子。可以肯定，他既不懂康德，也不懂黑格尔。就像他批判朱熹，批判陆九渊的时候，他们既不懂朱熹，也不懂陆九渊一样。正是因为不懂，可以把这些人的书读熟了，装作很懂的样子。

宋朝之后，佛学在中国，在思想层面上登堂入室。说明了中国文明在那个时候碰到了困境，读书人不得不寻求旁门左道，去解自己之惑。那说明的不是中国文明的进步，是说明中国思想在那个时候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难题，不得不到别人家的思想里暂时逃避，期望找到启发。

现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最喜欢的就是研究心学和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