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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无法反驳加兰德的话，他也一直在思考，哥伦比亚为何会出现埃斯科瓦尔这样的毒枭，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产生罪恶的土壤。

哥伦比亚自从西班牙殖民者手中独立以来，保守党和自由党之间的战争不断，政府的公信力不断下降。正当国内内斗严重的时候，在美帝的操纵下，因为一条贯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运河，政党把巴拿马省给出卖独立了出去，仅仅获得了几千万美元的补偿。紧接着是欧美的资本进入，垄断了铁路和咖啡、香蕉，水果巨头联合果品用白菜价从政府手里买下大量土地，使用最廉价的工人，残酷的压榨让百姓连温饱都无法满足。

毒王巴勃罗这一同时代人就出生在哥伦比亚最困苦的岁月，他们记忆里的政府岂止是没有公信力，简直是外国资本的买办。他们记忆里的企业就是为所欲为的赛博朋克式巨头。这让无数拉美人留下最惨痛的记忆，他们不信任政府，他们在心底痛恨米国却又不得不接受它的文化蚕食和价值观。

在麦德林的时候，他身边有许多警察同事都对毒品犯罪视而不见，他们甚至有自己的道理。有的人更干脆地说：“我知道贩毒是犯罪，但如果是卖给美国人，我没有意见。”

正是有许多这样想法的警察和百姓，正是因为百姓的贫困，才纵容麦德林团伙一天天壮大，变成罪恶的庞然大物。

现在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巴勃罗为何认为自己能够为所欲为，因为曾经有人在这片土地上为所欲为过。他为何认为自己可以靠美元和暴力让政府屈服，因为曾经有资本和暴力让政客们屈服过。

或许埃斯科瓦尔在潜意识里把香蕉公司当做了自己的榜样，他没有打败过罪恶，却妄想成为恶龙。

第二天送报纸的途中，他把车停在电话亭旁，进电话亭给巴伊马河检查站打电话。

“请问米迪斯在吗？请他来接个电话。”

很快米迪斯把电话握在手里，轻松地说道：“嗨，高米尔，你在波哥大生活得还习惯吗？”

“还行。”高超踌躇着言语说：“我给你打电话，是要告诉你一件事，加兰德先生准备把那件事发表到报纸上，你就不该把麦德林的事情告诉他，要知道波哥大也有毒枭的手下在活动。”

“高米尔，我跟他说这件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的叔叔与你见到的人都不一样，等你跟他接触时间长了，就该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我向他隐瞒，将来知道了也将会鄙视唾弃我。我们家族里没有一个懦弱胆小怕事的人，这不是我们的风格。”

“米迪斯，”高超的声音愈发严峻：“你必须严谨对待，这不是儿戏，如果你的叔叔这样做了，他就是死在毒枭枪口下的第一个新闻人。”

“他宁可做第一个，也绝不会做最后一个。”米迪斯很干脆地挂上了电话。

高超现在知道了，加兰德是一个勇者，哥伦比亚还有很多这样的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