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白莲教主吕弼一案的落幕，嘉靖也将一干人犯勾决，身送东市枭首示众，而且嘉靖还将下令将此案的始末编撰成书，同时重修修订钦明大狱录，将此案也一并纳入钦明大狱录中去。

所谓钦明大狱录，就是李福达案的始末，当年嘉靖下令编纂《钦明大狱录》来记录此案之始末。此书包含了具体的案情,官员的审理过程,皇帝针对此案所下旨意,证人证言供词等内容。阐述案件审理的六次流程与皇帝的答复与态度,对证人的前后供词进行比对,指出前后供词的差异,分析这些差异对案件最终审定的影响。详述对与案证人与官员的定罪与处罚,结合大明法律解释这些惩罚的合理性。

说白了就是嘉靖当年加强自己权威的的一种手段，李福达案的翻案，是嘉靖当年对朝臣的一次重大胜利，但是对于此案，嘉靖还是有些担心的，嘉靖的担心就是一旦他死后，这帮文官说不定就会将此案翻过来，反手把一个制造冤案的屎盆子扣到嘉靖头上。

说实话，嘉靖确实很了解大明朝文官们的尿性，日后确实又把此案翻过来了。嘉靖升天之后，徐阶手握嘉靖遗诏，根本不把当时弱小又无助的朱载坖当回事，这会徐阁老可不是讲三还的时候了，比严阁老还严阁老，徐阶以嘉靖遗诏为由，将涉及大礼与张寅案的官员也一律全部平反，涉案官员应此复职恤录。

隆庆二年十月至隆庆三年间，庞尚鹏煅铸李同冤案，上《以诛逆贼正国法以销祸本事》疏，称白莲教首领李同供为李午之孙，李午初名李福达，诈称张寅。由此而翻案。炮制冤案的屎盆子就这么神奇的扣在了嘉靖的头上。

但是现在嘉靖对此事不那么担心了，首先就是真正的白莲教主吕弼已经被朝廷抓获并处决了，吕弼也承认了张寅不是李福达，坐实了钦明大狱录中的说法，这也是嘉靖为什么要时隔多年再次修订钦明大狱录的原因，就是要两个案子互相印证，形成铁案，想要推翻李福达案，就得先推翻吕弼案。

而推翻吕弼案，那就是和朱载坖过不去了，毕竟领导侦破此案的，可是朱载坖，他是绝不会让此案被推翻的。而且为了保证此案不会出问题，嘉靖亲自指定了修订钦明大狱录的相关人员，内阁次辅，武英殿大学士徐阶充总裁官，礼部右侍郎李春芳充副总裁官，翰林侍读学士高拱、陈以勤组织翰林院修订钦明大狱录。

这样就可以保证此案绝对不会被翻过来了。

而随着嘉靖三十六年的过去，嘉靖三十七年的到来，并没有使得朝廷的形势有特别大的改观，在大明君臣们看来，嘉靖三十七年也就是个正常的年份罢了。

嘉靖三十六年俺答遭受了重创，这就使得九边今年相对比较平静，俺答也需要时间休养生息，但是辽东的情况依旧极不乐观，刚刚开春，辽东就再次遭遇暴雪等灾，而此时天寒地冻，就算是朝廷有心救援，恐怕也难以实施，只有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才好救援。

而朱载坖最近也一直在思考有关蒙古人的事情，现在大明面临着南倭北虏，总要有所轻重，在嘉靖和朝廷的衮衮诸公看来，北虏远远要比南倭重要的多，但是朱载坖很清楚，现在大明的对蒙政策是有极大的问题的。

自从庚戌之变之后，朝廷对于蒙古的看法就是绝贡断交，根本不和蒙古有官方上的任何往来，不论是俺答遣使致书，还是无力逼迫，嘉靖的态度都是一样的，就是置之不理。

朱载坖在查阅了大量的国朝史料后，发现了一段太祖有关蒙古的记录，当年官军北伐，攻克元大都，但是失去中原的元朝残余，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失败，而是负隅顽抗，利用漠北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官军精锐周旋，使官军远师劳军，难以实现彻底征服的目的。

徐达曾问朱元璋：“元都克，而其主北走，将穷追之乎？

朱元璋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