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明拜访过后，征东将军府再出一道行文，只针对佛家，禁止僧侣随意出行，超过寺庙范围五十里者，就必须向官府备案，不得许可私自出五十里者，杀。

这倒不是王伦对道教的宽容，而是道教的门槛实在太高，梁山就有四五位出身道士的头领，个个学识过人，本事超群，说一句万里挑一也不算过分。

赵官家崇信道教二十余年，全国道士都没超过一万六千人，差不过相当于王伦改革前齐、淄、青三州的僧侣人数，就是放任一下，道教也掀不起什么大浪来的。

因为王伦还当真研究过道教的发展，若是南朝梁之前，他还真得担心一下，但南朝刘宋的宋文帝时，南传天师道的领袖陆修静改革道教，梁武帝时的领袖陶弘景再次改革道教，再加上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北方道教领袖寇谦之的改革，可以说道教教义里喜欢跟中央政府对着干的造反传统，已经削弱了许多。

王伦同样也不反对佛教，宗教的最大意义在于给人某种心理上的安慰和寄托。他反对的是，你和尚们都有手有脚，凭什么啥都不干，只接受信徒供奉，凭什么要高人一等？

和尚道士们若能凭借自己的劳动生存，仍旧从事宗教事业，王伦还是很欢迎的。他只坚信一点：不劳动者不得食！

对佛道的改革，王伦事先征求了鲁智深、广惠、邓元觉以及马灵、徐瑾、公孙胜、樊瑞、寇烕等佛、道信徒的意见，只有公孙胜持保留意见，其余人等全部赞同。

向来是屁股决定脑袋，三位大和尚里，鲁智深全然不通佛法，在他看来，王伦只要不对僧侣搞屠杀，不破坏寺庙，怎么做都没问题。

广惠大师最有意思，他觉得佛祖也看不惯当今这些佛教徒的作为，故而要借王伦之手惩治一番，这不是什么“京东法难”，而是佛祖要清理门户。

邓元觉是借助佛教徒的身份从事造反事业，他虽然精通佛法，但不过是为了造反不得不学习伪装，他自己本人都不怎么信仰的，自然也不反对。

除了公孙胜，其余四位道家大师，在赵官家崇信道教的大环境之下，都不得不被迫从事造反，他们的信仰有多坚定也就可想而知了。

王伦的宗教改革，对道教的影响并不大，几个人现如今都是征东将军府、大都督府下的官员，对自家事业有帮助的事情，自然都是支持的。

而在登州，一座小小的光明寺也悄无声息地修建了起来。

方腊残部北上，其中多有信仰摩尼教的，王伦从不反对个人对宗教的信仰，绝大部分宗教都是劝人向善，这是可取之处，他不会一刀切地反对。

于是在王伦的暗示下，冯喜向征东将军府礼曹请示，家眷多在登州的方腊残部们，便集资出建了一座光明寺。

王伦也给出了一些建议，江南百姓由于不了解，多认为方腊和信徒们是“食菜事魔”，摩尼教这个称呼容易引起不了解内情的人的误解，不如改名为“明教”，取教义中“光明”之意。

于是明教也被纳入到征东将军府的管理之中，享受与佛、道一样的待遇。

总之王伦宗教改革的目的，不在于禁止，而在于限制的同时，全部纳入世俗政权的管理当中，这种无形的枷锁一旦套上，也不怕他们翻起多大的浪花了。

事实上王伦的改革，在根据地内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除了一部分宗教人士和死忠的信徒外，再无人反对。

大宋朝民间向学的风气昌盛，京东两路又是齐鲁儒学的发源地，偏偏儒学又是反对宗教的，所以在京东两路反对佛道，在儒学文人眼中，这就是一种“政治正确”。

历来只要文人不反对，那就基本形成不了什么有影响的舆论力，而且对于一部分文人来说，王伦先前搞土地改革，削了他们一部分既得利益，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