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正宗的罗马老贵族，郭康要做的，当然是坚决和这种行为对抗，扞卫父权制度。

这对于罗马来说，也是没法避免的。

做个对比，就能看出来其中的原因。

在中原，社会制度的建立，是基于一些基本原则，或者说基本共识，然后组织起来的。这种类型的社会秩序源自周公的时代，被后世称为“礼制”。

到汉朝，礼制的核心，被儒生们总结为“三纲”、“五伦”等概念。三纲，就是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五伦，就是在此基础上，增加兄弟和朋友。儒家认为，这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双方彼此之间，相互承担责任，再以此为基础，构造出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

如果这种双向责任不复存在，那稳定的人际关系也就不复存在了——就像历代国君都尽力强调臣子责任，但大家其实还是非常看重君主责任一样。如果君主真的履行不了职责，那无论怎么说教，也肯定会被人抛弃的。

对于具体的条目，和责任的内容，不同学说之间会有争执，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比如，墨子就认为，孔子的那套礼制，过于抬高妇人。

在《非儒》篇里，墨子就指责儒家的迎亲礼仪按儒家编订的制度，娶妻要丈夫亲身迎接，穿着黑色下摆的衣裳，像个仆役一样为她驾车；手里拿着缰绳，把引绳递给新妇，就好像敬奉父母一样；婚礼仪式威严隆重，宛如承办祭祀的大礼。这显然是颠倒了上下关系，悖逆了对父母的礼节，违背了孝顺的要求。

早期儒家把夫妻关系作为“六德”之首，按照后世发现的战国简牍，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际上应该是“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不知道谁把顺序换了，还删了俩……

当然，这种理论一直受到内外的不断质疑。墨子认为儒家在夫妻礼仪上严重过度，也不是凭空指责，后世儒家自己开始调整了。

但无论具体内容怎么改变，重要性如何调整，这种秩序本身是必须存在的。因为社会关系的维持，就是依靠相互之间的责任。责任不存在了，关系本身就瓦解了。

在郭康那个时代，人们实际上搞不清，到底应该维持夫妇与家庭关系，还是应该把它拆解掉。这种思路混乱的结果，就是既想要家庭的好处，又想拆解家庭来显得自己更进步。

最后的结果，就是转而主张用简单的财产关系，替代之前复杂的权责机制，来衡量和维持家庭。

但问题是，财产关系太弱了，其实没法维持家庭的存在。或者说，家庭这种组织，就不是投资的好选择真想要进行投资，大家组织个正经的商业企业不好么。

自己结婚的效率，肯定不如买个配偶；买的效率，又肯定不如租一个。所以为了财产的效率最大化，应该通过短期租赁的方式，来产生后代、以及满足各种相关需求。这和家庭本身，不就矛盾了么。

那家庭的意义是什么呢？

直接对比罗马的情况，郭康渐渐发现，这东西其实是动员男性的。

与国家的合法性一样，任何一个组织，都得面对如何说服别人出力的问题。女人可以确定子嗣是否是自己的，但男人没法直接确定。所以，稳定的配偶和可确认的子嗣，能够说服男人为了“未来”而努力。

这种关系瓦解之后，就会面临一个问题用自己的产出去供养妇人和子嗣，还不如都自己享受。人反正都是要死的，如果不是为了后代，那为什么不随心所欲，自己爽完拉倒呢？

在郭康那个时代，家庭的瓦解和鼓吹个人享乐至上，放弃家庭责任，乃至放弃对于族群、国家、历史的责任，也确实是同步出现的。

这种情况，其实没法用“好”、“坏”来评价。哲学家或许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