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给福王朱常洵婚娶时，排场阔绰，花费了多至三十万两白银，建筑王邸又花了二十八万两。

福王去河南就藩时携带了大批财物，百姓们默默地看着这个将富裕建立在他们苦难之上的年轻王爷，祈求上天给他惩罚。

几十年后，李自成大军攻破洛阳，将福王的血和鹿血一起倒入酒中，取名叫“福禄酒”。

在明代历史中，神宗经常被过度地描写成一个荒唐、好色、懒散的皇帝，从万历三大征看来，神宗绝不是一个平庸的皇帝，虽然，我们可以说他是好大喜功，但是不要忘了，他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始终强调朝鲜要力求自保的事实，实际上，神宗对于每一次军事行动，似乎都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而且，在战争过程中对于前线将领的充分信任、对于指挥失误的将领的坚决撤换，都显示了神宗的胆略。

但是，他和文官集团的关系实在处理得太糟了，换了更强硬一点或者更软弱一点的皇帝，都会比神宗处理的好，神宗既不听从文官的意见，也不明确加以反对，使得文官们都想自己像海瑞一样以直言敢谏留名青史，大家都崇尚虚名而不干实事，加上他把对官员监督权和奖励权全都放手，文官们想干事的都走了，剩下的陷入无意义的清谈争论之中，得明末终于形成党争的风气，文官们党同伐异，彼此攻击，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整个国家陷于瘫痪状态。

梁启超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神宗的荒怠造成的，所以，《明史》对于明神宗的盖棺论定是这样表述的“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朝的皇权和文官集团这两部发动机，在万历年间同时停止了运转，内忧外患的大明王朝走向了黑暗的深渊。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集神权、皇权、族权于一身，忠君是最高的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准绳，但到了明朝万历中叶的时候，这种情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

历史上，大臣劝诫帝王的现象是一直存在的，但在万历年间，朝中大臣们争相暴风骤雨般地抨击皇帝，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强硬，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在古代社会中也是空前且绝后的。

右都御史漕运总督李三才上书指责皇帝“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

御史冯从吾上书警示皇帝“（皇帝）谓圣体违和，欲以此自掩……天下后世，岂可欺乎？”

礼部主事卢红春揭露皇帝“装病”说“若真疾耶？则当以宗社为重，毋务为豫乐以为基祸；若非疾也，则当以诏旨为重，毋务以矫饰以起疑。”

户科给事中田大益痛斥皇帝“陛下驱率虎狼，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穿竭。”

工科给事中王德完责道“民何负于君？而鱼肉蚕食至于此极耶！”

注意，这些激烈的言辞，放在任何给一个朝代，恐怕帝王都难以容忍，而上述的话还不是最激烈的。

大理寺评事雒于仁痛斥皇帝“酗酒”“恋色”“贪财”“尚气”，言辞之激烈、情绪之愤慨，简直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了。

李三才历数历代昏庸君王比较万历皇帝，声称“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甚至说出了“天神共愤，大难将作”的骇人心魄的话来，而李三才竟然也因这样的奏疏，被朝野传颂，他本人居然几乎被大家拥戴入阁！

当时的朝中大臣都以“批鳞”为荣，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而皇帝对此的态度呢？《明实录》记载万历皇帝埋怨大臣们“讪言卖直”，但谏诤者因此被贬责的确实有，而受重罚的却很少，几乎没有发生过因疏谏皇帝而丧生的事情。就连痛骂皇帝酒色财气俱足的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也只受到引兵告退的处理。

万历朝廷对“非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