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的说，我们此行是来找堂觉打听情报的。

至于出现在他家里这伙人和孕妇们都是谁，又究竟是不是人贩子，并不在我们的调查范围之内，也不好插手去管，至少目前情况是这样。

除了范培之外，我们都没有见过堂觉，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按小臭屁的说法，他如果在家，那肯定是在二楼，那门上趴着人面蜘蛛的小房间里。

想找到堂觉，硬闯肯定是行不通的。屋里那群家伙们都带着枪，正面冲突无疑是以卵击石，只能智取。

考虑到在国外人生地不熟，所以我们众人商量后决定先回酒店，再从长计议。

回到酒店，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了。街道上依然热闹，我的心情却充满了抑郁。

这种抑郁从何而来我说不清楚。只是感觉自己的世界观以及价值观，貌似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

在嫉恶如仇的同时，对弱是裙体的同情心也日渐充沛，不能施以援手，让人格外不爽。

范培还没休息，正在酒店大厅旁的小吧台里跟露比聊天。见我们回来，她好奇地问我们去了哪里，为什么不叫她一起。

这是一块面积不算大，布置却相当优雅的小酒吧。小臭屁对酒不感兴趣，钻进食鬼牌里。糯米团子却似乎被勾起了酒瘾，闹腾着要喝。

我以前从没去过酒吧，对单子上五颜六色的鸡尾酒看起来头都疼了。在服务生的推荐下，最终点了一杯长岛冰红茶。

酒刚端上来，糯米团子就像跳水一样一头钻了进去，在里面搞笑的上下起伏，就像是在游泳。两只黑豆字眼都眯成了一条缝，宛如置身天堂。

老毕说困了，飞回房间睡觉。我跟胖子坐下来，把刚才的情况跟范培和露比讲了。

范培也是吃了一惊，说印象中这个堂觉人很随和，性格是那种憨憨的类型，没想到竟然还做这种事！

“苏先生，你说……你说那些孕妇，会不会跟我……跟我一样？”范培的眼睛亮了一下。

我点头，说我们也是这么分析的，但这之间的关联恐怕只有找到堂觉才能问清楚。而现在的问题是找不到堂觉，他的家我们根本进不去。

范培转动着手中的奶茶杯，想了一会儿，突然说道：“有了！我们可以报警！”

“报警？！那更坏事儿了！”

胖子的脑袋摇得像是拨浪鼓，说现在谁也不知道堂觉在哪里，即便他真在家，也难免会跟那群人贩子扯上关系，被抓进监狱我们想找他就更困难了。

我的想法跟胖子一样，也感觉报警不妥。

范培摇头，说一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二来那帮人敢公然拐卖人口，还规模这么大，想必有靠山，不是那么容易就会被抓的。

另外她分析说，那伙人手里有枪，我们报警的目的并不是让紧察抓人，而是利用紧察与其的对峙，趁乱浑水摸鱼。要是能借这个机会找到堂觉，那就再好不过了。

在食鬼牌里的小臭屁也通过心电感应，告诉我她也赞成报警。她对范培似乎有些敌意，虽然范培根本看不见她。

思来想去，报警是目前最有效，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我们决定试一试。

第二天，吃过早饭，感觉紧察局也差不多该上班了，我们特意找到一个偏僻的电话亭，打匿名电话报案。

老毕是我们中唯一会说缅甸语的，这肥鸟对着听筒一通叽哩哇啦后，一脸猥琐的告诉我们搞定了。

我有些好奇它到底说了什么，老毕哈哈大笑，说它在电话里报案说惠慈街25号有人聚众赌博。

我一脑袋黑线，说你倒是说的严重点啊，光说赌博这种事儿人家紧察能管？

老毕白了我一眼，说缅甸跟国内可不同。

这里靠近金三角地区，贩独活动猖獗，而且全是些武装分子，紧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