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刘因的质疑，郑虎臣接过了话题，他作为大宋秘密情报机构的首领更为了解社会黑暗的一面，而当前一个‘老吏’身份，也更容易让人信服。

在元朝平定南宋后，统治者对江南地区采取较为粗疏的管理，以致统治势力难以深入基层社会，不借助当地有名望的地主、士绅之手来管理。但汉地的地位又太过重要，光是南宋旧地的江浙、湖广、江西三个行省的税粮一项，所收便达六百四十九万六千零一十八石，占全国税粮总数的五成还多。

在这种情况下，元朝统治者不得不沿用原南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保留原有税制的基础上，元朝政府还承认并保护南方原有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进而放任地主富民集团的发展。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算是“双赢”：元朝的军国所需与北方贵族及官僚的奢靡生活都有了保证，南方地主利益也实现了“最大化”。

在这种“宽纵”政策的包庇下，南方地主的权势恶性膨胀，民间更是有说“一家雄踞一乡，小民慑服，称为野皇帝”的说法。所以蒙元朝廷里的色目商人就算把“扑买”的金额定得再高，也影响不到这些地主的利益，因为所有的税赋以及包税人中饱私囊的部分都压在自耕农身上。

有人提出，江南一带地主隐匿土地的现象很突出，如果“再行检覆之法，当益田亩累万计”。按理说，这是有利于元朝廷的事情，可时任官员却以“江南之平十年，户有定籍，田有定亩，一有动摇，其害不细”的借口予以暂缓执行。个中缘由，无非是担心影响到“富民”集团的利益。

种种压迫之下，有些破产的农民，虽然已是“田入他户”，但仍需照样纳税，只得“逃之四方”。再加上豪民地主在“宽纵”的旗号下，享受“无爵邑而有封君之贵、无印节而有官府之权”的优越待遇，欺压百姓无所不为，各地百姓走投无路，只得铤而走险。

据统计，仅至元二十年这一年，江南人民“相挺而起”的大小起义“凡二百余所”；到至元二十六年，更激增为“四百余处”。在中国历史上，王朝初建的盛时就出现民众蜂起的局面是不太多见的。而归根结底，色目商人当家的“草台班子”，恐怕是难辞其咎的……

“在收复江南后，中原风传陛下肆意屠戮元廷官员，迫害乡绅士人，强征豪门富户土地和财产，以致江南地区士人怨声载道，民意沸腾，想来也是缘起于此吧！”刘因听着郑虎臣所述的一桩桩、一件件元廷官员及色目商人勾结江南豪绅所做的恶行，也是沉默良久后才道。

“不错，是有此因在其中！”赵昺毫不犹豫的接下了这口戕害乡绅的锅道。

“陛下镇压土豪劣绅，没收其土地和财产，但是并未收入皇室内库，而是将抄没的土地分与失地百姓，财物用于改善民生，修缮水利，恢复生产之用。怨声载道是那些昔日为虎作伥的劣绅，而百姓无不欢呼雀跃，盛赞陛下为仁君。现下江南百姓耕者有田，户有余粮，居有定所，寒有冬衣，比之蒙元所在时强之百倍。”郑虎臣言道。

“既知商人误国坏政，吾也听闻陛下施政事功，重工商，而轻农耕，来日不怕重蹈覆辙吗？”刘因又问道。

“呵呵，此言有误。陛下重工商不假，却是农商并重，发展工业，且强调农业是百业之本，而非弃农轻农。”郑虎臣解释道，“再者陛下行商海外，将海内所产销往外藩，赚回金银；又将海外珠宝香料贩回国内，即解决了短缺，又向朝廷缴纳商税，此利国利民之举有何不可呢！”

“而我朝早有法度，严禁官吏极其近亲经商，且军队经商更是禁止，违者皆会受到重处。从而避免了官商勾结乱政，为获利而贪赃枉法。另我朝严禁私人买卖授田，避免了土地兼并，导致百姓流离失所之事发生，又选调官吏管理乡间事务，使那些乡绅无法干涉地方事务，行乱民坏政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