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已深，王应麟见陛下陷入沉思，便告退而出。而王德看小皇帝发呆，也是习以为常，悄悄收拾了东西，退到车厢前间，放下帷幔独留陛下在那苦思。

赵昺清楚如何避免军队专权，形成割据势力，应该是伴随着王朝兴起的千古难题。周朝分封诸王治理天下，结果是诸国分立，群雄争霸；秦朝灭六国，统一天下，改分封制为郡县制，以避免国家分裂。而汉朝在继承郡县制的同时，又实行宗王分封制，压制地方政权，参与行政，以此来保证国家的统一，可宗王叛乱伴随始终，统治者在分封与削藩中苦苦挣扎。

唐朝再度统一国家后，以官员治理地方，藩镇驻守边疆，宗王不再分封到地方，避免其掌握实权威胁到中央政府。但依然没有逃脱藩镇带来的大军团危机，直至发生‘安史之乱’，晚唐统治者在化解这一危机的过程中重构藩镇空间机构与权力结构，清除了关中、江淮、河南藩镇旧有势力。

不过赵昺清楚这一政策，并没有能完全化解危机，朝藩矛盾的主线依旧沿着这条唐廷与原边镇势力的矛盾在发展。只是由于唐廷已于内地普设藩镇，原来的东、西两大军事集团已被打散，所以朝叛冲突不会再像安史之乱时期那样剧烈，这正是唐廷经由安史之乱，通过重构帝国空间结构所取得的教训。

此后历代唐朝皇帝，延续着打压这些旧有边镇势力的政策，虽然代宗、德宗、宪宗诸帝削弱这些军团的方式和程度还不完全相同，但比起乱时的肃宗，他们都要更主动积极。至少在主观上，他们已经会将朔方、四镇北庭、平卢、幽州这些原先的边境势力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不管它们是曾经的叛乱者还是平叛者。

同时，上述诸帝对这些旧有势力的打压，本身又是和重振唐廷自身权威的努力结合在一起的。早在打击关中三大派系之前，唐廷就已经开始着手发展神策军，并且逐渐在关中构筑起了一种神策军镇与边镇互相配合和制约、并且盈缩有度的多维度空间结构。

宋朝在这点上也是采用了这中方式，通过构建中央控制的大禁军来遏制地方厢军，同时又以厢军来钳制禁军，达到赵匡胤所设想的力量平衡，即‘地方军队作乱，则以禁军进行镇压；而禁军叛乱，则调地方厢军勤王’。以此来防止武将实现地方割据。

但效果似乎不尽人意，由于初期厢军战斗力羸弱，难以保证边境的安全，宋廷实行‘更戍制’，调集屯驻在京师周边的禁军戍守边境。以驻泊、屯驻、就粮等名目，将禁军分驻京师与外郡，内外轮换，定期回驻京师。为防止将领专权，朝廷临时任命戍军统兵将官，造成兵不知将，将不识兵，易于控制。

不过更戍法却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导致宋廷在边境战争中屡屡战败，使得神宗时不得不罢废更戍法。禁军的衰弱，守备边境的任务就更多的落在了边境地方部队身上，而边军的战斗力也远超禁军，以致国内发生动乱或者大的战事发生，要靠调动边军来解危的窘境。

而唐廷的‘扬朝抑藩’政策，在宪宗元和末年，随着唐廷对关中、江淮、河南藩镇旧有势力的清除，藩镇危机基本宣告结束。而危机结束的表现之一，就是藩镇空间版图在元和以后基本稳定了。朝命的官员，尤其是一大批文官被派往各藩镇担任节帅或幕府僚佐，这也是“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表现。但是，这些唐廷朝命的官员实际上并不构成藩镇未来发展的主导力量，取代旧有大军团势力转变成当地的基层势力而已。

而宋朝在这方面做得却比较成功。北宋建立后，赵匡胤就采用赵普的‘收财权、遣流官’的策略，用‘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先解除了地方节度使的兵权，又将财权收归朝廷。这样地方军阀没兵没权想造谋反也没有了实力和财力。

同时宋廷通过科举制选拔官员到地方任职，并定期轮换，不让官员在一地长期任职。科举制使选